太虚法师（1889－1947）：中国佛教改革第一人（摘自
历代高僧传）
在无边的佛法中，人间佛教是最根本最精要的，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的。认定了佛在人间，那么佛说法也在人间，佛法即是佛在人间的教化。在近代佛教界中，太虚法师是力倡人间佛教的佛学家之一。他提出“佛陀出世间不离世间觉”，即，佛教的产生是在人间，就大乘佛教的观点讲，是要行菩萨行，做到自利利人，解除众生的苦难，使人获得安乐。太虚法师是言者也是行者。尽管世间对他有种种误解，然太虚法师能始终如一地循着自己对佛法的认识，不遗余力，勇猛精进，教化世间。
太虚法师，生于1889年，出身于贫寒家庭，5岁丧父，6岁丧母，幼年又多病，由外祖母抚养成人。16岁在苏州的平望山小九华拜士达和尚为师。剃度出家。不久，由士达和尚带到宁波天童寺，依敬安和尚受具足戒，因太虚聪慧过人，深受戒师寄掸和尚的赏识，并得到他的培养。后来随敬安参加了江苏借伽教育会，来到金陵刻经处祇洹精舍，跟随扬仁山居士学习佛学。原来生活在深山古寺，自此开始从事佛教运动。
大师的一切行为都发自他对佛法的认识，他认为适应现代化的佛法，当以人类为中心，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普度一切有情，变过去神本鬼本之佛教为人本之佛教。而人生佛教的第一要义在于解决现代社会人生问题‘第二要义则应摆脱注重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适应现代社会的群体，悲智双运，大智大悲开展群众运动为中心；佛法的第三要义当以圆渐的大乘佛教为中心。此后，在此思想基础上，太虚法师的一生行动皆以此为中心展开，积极从事佛教改革。太虚法师锐意改革，不管方法和结果如何，其情可叹，其行可敬。由于他一贯地本于纯洁无疵的净信，故能在外界的谣传与低毁面前，内心始终清净。
为了实现自己的正见，达到体认真理，法师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八指头陀的追悼会上，法师提出了佛教宜三种革命说，力主除旧布新，引起了上海佛教界的激烈争辨。其内容为：第一，组织革命，即制度革命。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内部建立宗派制度，成立子孙制，产生了很多不良后果。法师提出废除剃度制度和传法制度，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才，主持寺庙。第二，财产革命，即经济革命。提出废除财产寺庙所有制，主张寺庙财产为佛教公有，用来兴办教育，培育憎才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第三，教理革命，即思想革命。提出剔除佛教思想中之神教、鬼教、巫教等迷信成份、主张建立人生佛教，并作出“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著名论断。大师的三种革命之说，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后法师又作《敢问佛学丛报》一文回答《佛学丛报》主编薄一乘的反对文章，谓三种革命说，是指思想、制度、经济并重，完全能把握住佛教革新的全部问题，绝不是薄一乘之辈可能理解的。此后，大师力抗阻力，依旧不断为改革铭教而努力。
1915年，太虚法师发表了《整理僧伽制度论》，言我国佛教到了近代，依然承袭丛林古制。憎众热衷于赶经仟，超度亡灵，品质低劣，思想僵化。那些护法的居士们，除了造庙修塔，求感应，祈保佑之外，无任何作为。这样老态龙钟的佛教，不能立足于现代社会，法师痛感在现代社会下，若依然因循旧的佛制，佛教事业是不能得到广事弘扬酌。有鉴于此，他奔走呼号，提倡革新、主张政教分立，建立由憎伽统一的僧团，此文后被译成日文出版。
1921年，太虚法师在《僧自治说》一文中说：“佛之因行以敬三宝报四思为本，应随时代之不同而有差别。在自由的社会里，应从事农矿，农工、医药、教育、艺术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加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贸等。”他认为从事社会职业，利益人群，造福社会，才是成佛的因行。法师的佛法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生佛教的要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仁义代替残杀，以义利代替偷盗，以礼节代替淫邪，以诚信代替欺骗，以节制饮食代替酗酒暴食，做一个人格圆满的人。推而广之，国与国之关系，以和平友好代替战争仇恨。这样，世间人人都是佛，处处都是佛国。从佛教制度上，他认为保教徒首先是一个公民，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是建设国家，保卫国家。只有尽了公民的责任，才能谈得上酬报佛思，福利社会，以佛教徒的三贩、五戒、十善来要求自己的言行。佛教徒不能把信仰当成职业，赖此谋一身一家之生活。信仰是个人的私事，每个宗教徒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社会职业。
1927年，他发表《僧制今论》，主张健全佛教组织，提高僧侣和信众的德学，积极从事社会文化事业、福利事业。
1930年，太虚法师提出“建憎大纲”。主张全国寺庙不分宗派，建立统一的学僧制、职僧制和法僧等三级僧制。他计划用12年时间，大量培养大学本科生和佛学专家等佛教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约25000名寺庙高级管理人才，对那些丧失工作能力，年老多病的僧民，把他们集中到山林寺庙里去静养浴修，使老有所养。
1940年，伯在《复兴中国佛教应实践今菩萨行》一文中说：今菩萨行实行者，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优良的佛学相科学知识，参加社会各部门工作。如出家的可以参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的则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使国家社会民众，部得佛之利益。
太虚法师正是基于这种对佛法的正信，孜孜不倦，力倡佛教之改，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佛教能适应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为此，大虚法师积极筹办佛学院。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北平柏林佛学院、汉藏教理学院、巴利文三藏学院等。太虚法师创办汉藏教理学院有两个良好的愿望，一是与藏族地区的广大藏胞团结合作，交流汉藏地区所传佛教教理，欢迎西藏的“格西”到学院教藏文，讲西藏佛教。二是帮助有志去西藏求学的学生，前往康藏深造。第一个赴藏求法团，就是法师的学生大勇率领的。这个求法团的成员，多是武昌佛学院的高才僧，如已故的法草、严定、段克兴等，以及现在还健在的观空。他们对翻译、教学、科研、著述等都曾做出贡献。
法师不仅致力于改革佛教，筹办佛学院，培育僧才，还乘周游各地的机会，讲经说法，弘扬佛学。在台湾宣讲《真常之人生》、《佛法两大要素＞在苏州象坊桥观音寺讲《维摩诸经》、《大乘起信论》；在南京讲《普门品》；在杭州讲《唯识二十论》、《华严经》；在北京讲《法华经》、《因明论》、《金刚经》、《大阿弥陀经》‘在庐山开暑期讲演会；又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邀请日、德、美、芬兰等国佛学家前来参加这个盛会。他还于
1925年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1926年遍访南洋各地。1927年被德国朗福特大学中国学院聘为院查。1928年秋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
太虚法师在国家罹难之时，决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以自己仅有的力量，以自己所能做到的来教化众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争烈火横烧亚、非、欧、美各国，世界动荡不安，国内也处于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灾害濒繁的局面。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思想混乱。精神空虚。这个时候，法师认为难有大乘佛教精神，才能担负起改造世界、挽救中国的历史使命。
纵观大师的一生，他的着眼点始终是人类，他的佛法的精神也始终是人间佛法。他感于众生有情的苦难而不忍，积极予以救助，认为这才是佛门弟子真正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的一生不为名，不为利，总是为人类．为佛教事业而奔波。或为了佛教利益出入于政界，或深入寺庙进行组织、实践、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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