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误入歧途的计划生育
文章提交者：祥子1976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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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计划生育，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的计划生育：第一种计划生育又称为“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是指夫妇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计划和决定家庭人口的数量和生育的间隔，政府只起着引导的作用，也就是说，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的权利而不是义务。这就是国际通行的“计划生育”。196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认为：“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其子女的数目和出生间隔的专有权。”第二种计划生育的实质是“政府计划”，夫妇不能自主决定生多少个孩子，也就是说，实行计划生育是公民的义务而不是权利，因此，这种计划生育被称为“强制计划生育”。本文所说的“计划生育”，如无特别说明，均是指强制计划生育，因为现在中国实行的就是这种计划生育。
现在世界上总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除了中国大陆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实行强制计划生育。有人说：“中国实行强制计划生育，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不是吗？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看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不是太多，显然不能光看人口数量。如果光看人口数量，那么澳大利亚人口有2000万，新加坡人口只有400万，你能不能说：“相对于新加坡而言，澳大利亚的人口太多了?”然而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而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属于世界最高之列。因此，看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不是太多，一个更重要的指标是看人口密度。
其次，单看人口密度也是不够的，因为不同的土地的自然条件不同，土地的承载力也不相同。例如，西藏面积虽大，但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不多；江苏省面积虽然小，但绝大部分地方都适宜人居住。可以说，江苏省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能养活的人口，肯定比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能养活的人口更多。因此，要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是不是太多，还要考虑到适宜人居住的土地面积。
现在我们来看一组人口密度的数据：中国为135人/平方公里，韩国为470人/平方公里，日本为3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35人/平方公里，英国为245人/平方公里，可见，韩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中国大。即使扣除中国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中国的人口密度仍远不及日本和韩国，而现在日本和韩国不但不认为“人口太多”，反而还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
有人认为小国的人口密度可以很大，但大国的人口密度就不能很大。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并且这种观点在客观上助长了分裂主义。因为分裂主义者会说：“小国比大国更有优势，国家分裂可以减少人口基数，所以国家分裂有利于发展经济。”但实际上，欧洲国家正在朝着联合、统一的方向发展，就是因为大国比小国更有优势。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美国的五十个州都成为独立的国家，那么并不一定会比现在的美国发展得更好。
有些人认为，中国人特别喜欢生孩子，如果取消计划生育，人们就会生五、六个孩子，造成“人口爆炸”，他们举例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实行计划生育，那时人们不是都生五、六个孩子吗？”其实，每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之后，都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人口快速增长这种情况。从1950年至1976年，这20多年是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1950年中国人口为5.6亿，世界人口为25亿；1976年中国人口为9.3亿，世界人口为41亿。可以看出，在这段时期，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基本同步。另外，那时人们多生孩子，还有两个原因：一是缺乏避孕手段；二是在集体化时期，粮食以及其它物质财富是按人头分配的，家里人越多所得越多，人越少越吃亏，所以客观上起到了鼓励生育的作用。现在这两个因素都不存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抚养孩子既费钱又费力，教育投入高昂，即使取消计划生育，又有多少人愿意多生孩子？从1976年到现在，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大大低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
现在中国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的生育率，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农民是没有任何社会养老保障的，农民只能靠养儿防老。如果有社会养老保障，农民也不想多生孩子。计划生育可以说是舍本逐末，一方面不许农民多生孩子，另一方面又不去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新加坡、台湾、香港和澳门，这四个地区的主体居民都是华人，也都在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属于全世界最低之列。上海和北京的政策生育率都高于1.0，但实际生育率均低于政策生育率。
计划生育支持者主要是从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人口与就业的关系、人口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来论证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下面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计划生育的理由是否成立。
其一，人口与资源的关系。计划生育理论认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口越多，人均资源就越少；人口越少，人均资源就越多。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刻舟求剑”的观点，它以为自然资源是固定不变的。只要稍微了解世界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从几万年前一直到现在，人类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人口数量越来越多。那么，人均资源是不是越来越少呢？在原始社会，人口的数量很少，虽然表面上的“人均资源”很丰富，但实际上，那时的人类对很多资源（例如石油和煤）都不会利用，所以“人均资源”再丰富，对人类也没有什么用处。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表面上的“人均资源”越来越少，但由于科学技术在进步，人类利用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大，所以实际拥有的人均资源反而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在其它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人口越多，科技进步就越快。况且，一个国家的贫富，与这个国家的人均自然资源没有必然关系。例如，人均自然资源丰富的非洲反而是最贫穷的一个大陆；而许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反而很富裕。
其二，人口与就业的关系。计划生育支持者认为，中国失业率高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口太多。其实，人口数量的多少与失业率并没有什么关系。比方说，大城市人口多，小城市人口少，但大城市的失业率不一定比小城市的失业率高。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可是很多人都跑到这两个地方找工作。有人说：“人口多了，一个工作岗位就有很多人来竞争，所以找工作就困难。”其实，人口多了，一个工作岗位固然有很多人来竞争；但另一方面，人口多了，就会产生更多的工作岗位。人总是要消费的，消费就创造需求，需求就拉动经济，经济发展就创造就业机会。所以，人口越多，消费就越多，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越多。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出现大量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的时候，不是人口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出了问题，要改革的是社会制度而不是要减少人口。例如，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美国人口只有1.2亿，那时失业率高达25%，如果你认为失业是由于人口太多，那么你是不是认为那时美国也应该减少人口呢？然而，现在美国人口有3亿，失业率只有5%。如果社会制度出了问题，即使是像阿根廷这样人口密度只及中国十分之一的国家，照样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
其三，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在计划生育宣传中，常常把环境恶化的原因归咎于人口过多。事实上，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口过多，而是人们对环境粗放式、掠夺式的开发利用。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环境破坏一度也很严重，例如，在十九世纪，那时英国人口和伦敦人口都没有现在多，但空气污染很严重，伦敦被称为“雾都”。随着环保意识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伦敦又恢复了晴朗的天空。又如，中国的人口密度是135人/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只有18%；日本的人口密度达335人/平方公里，然而森林覆盖率高达67%。生态学家认为，改善环境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植树造林。而要植树造林，就离不开人的劳动。如果中国能把一部分所谓的“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植树造林，那么一定能大大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因此，生态环境的好坏，决定性因素不是人口的多少，而是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人们是否注意保护环境。
可见，计划生育并不能解决资源问题、就业问题和环境问题，相反，计划生育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出了计划生育的负面效应：
经济家会看到，计划生育最大的负面效应是加速了老龄化进程，而严重的老龄化将导致经济衰退。
社会学家会看到，计划生育最大的负面效应是性别比失衡，几千万光棍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
教育家会看到，计划生育最大的负面效应是人口素质逆淘汰，导致整个民族素质的降低。
政治家会看到，计划生育最大的负面效应是两个比例的降低：第一，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的持续降低，从而影响到国际政治格局；第二，汉族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的持续降低，从而影响到国内政治格局。
法学家会看到，计划生育最大的负面效应是破坏了法制，因为在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计生暴行，而法院一般不受理有关计生部门的违法案件。
遗传学家会看到，计划生育最大的负面效应是许多优秀的基因没能遗传下去，因为许多高素质的人才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伦理学家会看到，计划生育最大的负面效应是对伦理道德的破坏，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兄弟姐妹”这些词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不能说计划生育没有起过任何积极的作用。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推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晚、稀、少”的政策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7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5.8, 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24，接近世代更替水平。如果中国从1980年以后一直实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那么现在的人口结构肯定合理得多。
然而，从1980年开始，中国的计划生育走入了歧途，其标志是1980年9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由此定下了中国人口政策的基调：“一胎化”。表面上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在计划生育实践中，“提倡”变成了“强制”。中国的计划生育已是一错、再错、三错：一错，是用强制计划生育代替家庭计划生育；再错，是用“一胎化”代替“二胎化”；三错，是推行了27年的“一胎化”之后，至今仍不悬崖勒马。
我们知道，人口学上的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即平均每对夫妇要生2.1个孩子，才能使人口数量保持不变。现在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4左右，这意味着计划生育的目的就是要大量减少现有的中国人口，达到所谓的“适度人口”。那么，这个“适度人口”数量是多少呢？不同的人口学家根据不同的标准或爱好，会得到不同的“适度人口”数字：“人口控制论”创始人宋健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是7亿左右；全国政协人口资源和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李伟雄说：“只要继续严格坚持计划生育政策，100年到200年以后，中国的最终人口规模将可以控制在5亿到8亿，到时候中国人就能过得很舒服了”；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的李小平认为中国的“适度人口”是3亿；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说：“要是我们中国人只有两三亿人口，现在一定是很神气”……
在所有的“适度人口理论”中，宋健的理论影响最大。假如宋健的“适度人口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从纵的方面来看，在1960年，中国人口数量就符合这个“适度人口”，但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饥荒之中。第二，从横的方面来看，在世界各国中，有的富国人口密度很大（如日本、德国），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早已超出了“适度人口”，但这些国家还在鼓励生育；有的穷国人口密度很小（如索马里、尼日尔），按照“适度人口理论”，这些国家还达不到“适度人口”的数量，但这些国家却出现了“人口过剩”。
从实践上来看，假定“中国的适度人口是7亿”这种观点是对的，那么当中国将来的人口降到7亿时，由于生育率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因此人口仍然会继续下降。到了那时，为了维持7亿的“适度人口”，要不要强迫妇女怀孕呢？要知道，降低生育率容易做到，但要提高生育率却很难。现在俄罗斯、日本等国就为人口下降而大伤脑筋，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却收效甚微。
可见，计划生育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在1980年，中国的人口学可以说刚刚起步，对很多人口理论都没有搞清，就贸然推行史无前例的“一胎化”。不但那时是这样，甚至到了1999年元月，当时的《人口研究》主编乔晓春博士在该刊第1期卷首语中感慨道：“难道我们的理论已经很完善，中国人口问题已经解决了吗？不是。实际上我们连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都没能够搞清……。”人口理论没有搞清楚，那么人口数据呢？从1991年以来，中国人口的一个关键数据----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就一直没有搞清楚。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计生委把它调高到1.8。中国人口政策就是建立在空想的人口理论和空想的人口数据之上。
“一胎化”在中国已经推行了27年，不知有多少家庭被罚得倾家荡产，不知有多少妇女被强迫堕胎、强迫上环、强迫结扎……我耳闻目睹过许多计生暴行，每一次我都不能不感到惊异：这个民族怎么了？为了减少自己的同胞，已经到了如此歇斯底里的程度？中国人口（或中国人本身）怎么变成了中国的祸根？更令人惊异的是，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也支持强制计划生育。如果计划生育是可行的，那么计划经济更是可行的，两者的思维是同一的。事实上，经济学是比人口学更为成熟的一门学科，然而，计划经济还是失败了，那么，比经济问题更复杂的人口问题，又如何能够计划呢？中国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尽早取消强制计划生育（或至少放开二胎）。否则，再过十多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和光棍问题将使中国陷入长久的动荡不安之中，中华民族的复兴无异于痴人说梦。
何亚福 公盟特邀评论员
2007年9月27日
